周智夫:“下辈子还做党的人”

发表时间: 2018年04月27日 16:52 来源: 中国组织人事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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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阳光温柔地洒在周智夫卧室的窗前,几本理论书整齐地摞在窗台上,放大镜、助听器、笔记本在一旁静静地躺着。只不过,它们再也等不来那个以身许党的老人了。

  2018年3月28日,跨越了94年岁月长河的老党员、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平静地走了。

  他党龄75年,在枪林弹雨中面对生死考验,毫不退缩;他信念坚定、对党忠诚,历经10余次部队整编,20余次岗位变换,4次跨省调动,坚决服从;他艰苦奋斗、克勤克俭,一件老军装穿了30多年,一套旧家具用了近40年,抗战时期老干部的医药费年标准,他连一半都用不到……

  “我过世之后,不通知任何亲朋好友,一是都老了行动不便,二是稍年轻的工作忙离不开。”

  “不给干休所领导和儿女留下麻烦,不保留骨灰和空骨灰盒!”

  周智夫临走前留下遗嘱。

  4月的北京,繁花正艳。周智夫的骨灰随着春日的和风飘散在生机勃勃的大地上,他的生命再次融入他爱的这片土地,永远不会分开……

“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,我要用一生来报答”

  熟悉周智夫的人都知道,他的左肩窝里有一个弹孔,右肋处深深凹陷,有一道长约10公分的伤疤。伤疤见证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赤胆忠诚,见证了党对革命同志的不抛弃不放弃。

  “当年战斗环境那么恶劣,党都没有丢下我。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,我要用一生来报答。”每次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,周智夫总是老泪纵横。

  1946年4月,周智夫任新四军淮北七分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,在安徽濠城外狙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,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肩,贯通右肺。战友们没有放弃重伤的周智夫,一边与敌人殊死战斗,一边用担架抬着他7次辗转治疗,把他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。

  那些不顾个人安危的战友,那些为新中国献出年轻生命的英勇战士,成了周智夫一生挥之不去的思念。报答党的救命之恩,为这些无名战士做些事情,是周智夫生前最大的心愿。

  “没有党就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,我这辈子是党的人,下辈子还做党的人。现在岁数大了,做不了什么事了,只能交点党费,把下辈子的也交了。”今年1月,躺在病床上的周智夫交代子女,拿出自己的12万元积蓄,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。二女儿周卫平算了算,按父亲每月要交的党费标准,这12万能交106年。

  相交50年的战友听说周智夫交大额党费的事,惊讶之余都心生敬意:“老周一辈子省吃俭用,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,却做了这样的大事,了不起!”朝夕相处的家人却并不意外:“这不是一时冲动,而是一名老党员对党的情感的自然流露。”

  1924年,周智夫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王集区马浅乡马浅前村(现为睢宁县张圩区)一个农民家庭。他对共产党最初的印象,记录在他向党组织递交的材料《历史思想自传》中。

  “大约十五岁时,村子里第一次住八路军,开始不敢接近,后来听他们讲话很和气,临走时也不拉差抓夫,当时我想八路军这个队伍真好……周道粉同志常讲,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,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,共产党为的是人不受压迫。”随着了解不断深入,周智夫逐渐萌生了加入革命队伍的念头。1943年,他由村长周道粉介绍,秘密加入党组织,1944年参军入伍。

  19岁的懵懂青年,自此与党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缘分,持续了整整一辈子。

  周智夫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先后参加了江苏睢宁县高作镇、安徽灵璧县后马家等10余次战斗,落下三级甲等伤残。他历任新四军淮北军分区独四团二营四连支部书记、重庆炮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长、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副政治委员、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七院军管会副主任等职。

  “在党不断培养教育下,我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,从一个无知的青年农民,改造成一个革命战士,并确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……我愿在需要时,以个人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。”入党参军、投身革命,为周智夫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,决心用生命来捍卫。

  不论岁月变迁,这份忠诚信仰始终坚定不移。

  2016年8月的一天,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去周智夫家巡诊,周智夫正在看电视。当看到周边某个国家挑起事端的新闻时,周智夫一把拉住张杰军的手,愤慨地说:“我们的领土是战士们用一滴滴鲜血换来的,绝对不能被人占了。只要国家需要,我还要上战场,你们年轻人也要主动请战!”

  从连队指导员到医院副政委,到后来成为军管会领导,周智夫深切体会到了学习对自己思想的充实、改造和升华,一直将党的理论作为真经来信奉:“精神上的‘钙’不能丢”。

  入党之初,他经常在煤油灯下学马列、学毛著。投身革命实践,他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,用学习成果推动工作。年逾九旬,他一如既往听广播看新闻,放大镜、助听器、笔记本,成了他随身带着的学习“三件宝”。

  有一次,小女儿看到周智夫躺床上,手拿放大镜吃力地读报纸,就心疼地埋怨他不注意身体。周智夫嘿嘿一笑:“看不了报纸才会影响身心健康。”

  “他很少出门,所里组织的踏青、秋游他很少参加,但却把参加组织生活看得比啥都重要,上党课一次都不落,每次都提前到。”干休所第一党支部支部书记王清文记得很清楚。在周智夫看来,“过组织生活就像过日子,要认认真真过。”

  2016年5月的那堂党课,干休所政委姜东军想起来就鼻子发酸。

  那天,姜东军上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党课,周智夫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,只是背比以前更弯了。党课结束了,其他同志开始退场,姜东军发现周智夫迟迟不走,就走过去关切地问:“周老,已经下课了,我送您回去吧。”

  “姜政委,我身体越来越不好了,以后就不能再参加咱的组织生活了,今天我特地向你请个假。”周智夫吃力地撑直身体,一字一顿地说。

  看着眼前这位严肃认真的老人,姜东军心头一颤,泪水在眼底打转。“一个老同志,身患重病还坚持上党课,实在撑不住了才向组织请假,这是多么强的党性!”姜东军说,周老是干休所里年龄最大的老干部,来上课的时候都是勾着腰,弓着身子,拄着拐杖,要老伴儿搀扶才能到教室来。

 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跟大家一起过组织生活了,周智夫不舍,留恋,想在教室里多待一会儿,多看一眼……

“革命军人四海为家,党叫干啥就干啥”

  1945年,周智夫任连队指导员,部队攻打睢宁县高作镇的战斗结束后,组织决定将他所在的五连和六连合并。他由正职调整为副职,毫无怨言。皂河打下后,上级又调他去地方区队,由前方到后方,他说:“革命军人四海为家,党叫干啥就干啥。”

  周智夫投身革命75年,4次跨省调动,20多次调岗,他毫无二话,绝对服从。“老周这一辈子走南闯北,他走哪,我们跟到哪。”19岁就嫁给周智夫、相伴终老的娄淑珍无怨无悔。

  娄淑珍记得,1957年,一纸命令下来,要周智夫离开生活了33年的家乡,从江苏新四军淮北军分区某团调往重庆炮校工作。他们俩带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,拎着两个竹编包就去了重庆。一家人的生活好不容易稳定下来,1968年,组织又派他去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工作,他毅然带着一家人赶赴云南。

  家越搬越远,条件越来越差。由于住房紧张,全家人借住当地老乡家一个废弃的房子,生活十分艰苦。亲朋好友不理解:“你就不能找领导说说,给自己换个好点的地方吗?”周智夫却很乐观:“现在全国都在搞建设,到哪里都是组织的安排,我是党员就要听党的话。”

  “小时候特别不理解父亲,尤其是看到一个大院的小朋友家分到了好房子,而我们总是让房子的时候,就觉得父亲无能。”周卫平抱怨。

  孩子眼里的“无能”父亲,在外人看来却是无私。

  干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回忆,1984年干休所组建之初,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,一些同志不愿搬。

  “我先搬!”周智夫第一个站出来。

  一楼卫生条件差、采光效果不好,很多人犹豫不决。周智夫体会到组织的难处,主动领了一楼的钥匙。

  正当周智夫一家就要搬家时,朱南璋又面带难色找周智夫商量:“老周啊,二楼有位老同志腿脚不方便,你看……”二话不说,周智夫爽快地交换了钥匙:“我住哪儿都一样。”

  “多为组织着想,多替组织分忧,多给组织添彩;少向组织提要求,少对组织讲条件,少给组织添麻烦。”这“三多三少”是周智夫爱党信党报答党的做事原则。

  1986年,为了方便住户储备腌菜,干休所在楼下为每家每户挖了一个菜窖。但由于空间限制,菜窖很小,上下不方便,头很容易撞到菜窖的上岩壁,不少离休干部对此意见很大。好事没办好,反而遭埋怨,所领导压力很大。

  64岁的周智夫又站出来了,拉着老伴,满头大汗地在菜窖前上上下下走了很多回,摸索出了“正走三步反身下”的方法,有效解决了碰头的问题,平息了菜窖风波。

  “爱钻研,工作狂。”在单位同事眼里,周智夫把工作当事业来干,长年累月加班熬夜,乐此不疲。

  在云南工作的时候,周智夫的家离单位只有10多公里,但娄淑珍却很难见丈夫一面。他每周回来一次,很多时候都是赶着饭点回来,吃完饭又匆匆返回单位。

  几十年如一日,周智夫不仅不折不扣完成党交给的工作,而且当面背后一个样,对党坦诚,决不当“两面人”。

  那个年代,他明知道贫农成分更好,仍如实报告家庭经济状况:30亩地、4间茅草房、1块梨园、1头牲口、2辆小平车。最终被划为中农。

  他敢于向自己开刀,向党坦白自己的错误:入伍不久,家人私用村里为民兵夜间查岗放哨捐献的5升粮食,我知道后没有及时报告;战争期间,我带一个排破坏敌人电话线,回来途中,因为向导带错了路,我一时没控制住自己,和向导起了冲突,造成了不好的政治影响……

  说老实话、办老实事、做老实人,这就是周智夫。大家都说:“在组织和同志面前,他是个简单、纯粹、透明的人。”

“国家的钱,更要省着花”

  “别人拿上药,都先问药怎么吃、怎样能把病治好,可周老第一句话是,‘这药我吃符合规定吗?有没有超出标准?’”2014年7月,周智夫骨质疏松病情加重,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骨折,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给他开了两种进口药,直到解释清楚是治疗用药,符合规定之后,他才放心。

  今年2月,周智夫因为身体状况差,一直住院治疗。病情稍微好转一些,便跟家人商量:“我在医院多住一天,就得多花好些钱,咱尽快回家吧。”女儿告诉他:“不用花个人的钱。”他听后很不高兴:“国家的钱,更要省着花。”

  作为抗战时期的老干部,周智夫医药费统筹年标准是2.8万元,他平均每年一半都用不到:2015年药费为10988元,2016年7041元,2017年7166元。近20年,他没有外出疗养过一次。

  周智夫对自己严,对家人也丝毫不含糊。

  几十年了,周老和老伴的用药,是严格分开的。干休所医生刘梅芳解释:“周老和老伴吃的一种药,都叫肠溶阿司匹林,但周老吃的是进口的,老伴吃的是国产的。每次开药,都是两张单子。”

  “我俩的医疗保障标准不一样,我的药她不能用。不能一人公费医疗,全家免费吃药。”在这事上,周智夫丁是丁、卯是卯。老伴也是同样的想法:“不能占人便宜,要不睡不着觉,不好。”

  2012年暑假,周智夫的大孙女带着孩子来北京看望他,孩子忽然发烧急需到医院治疗。孙女没打上车,焦急地求助周智夫:“爷爷,您帮我安排一个车吧!”

  “那是公家的车。”周智夫回绝:“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。”

  夜深了不好打车,孙女不得已以周智夫的名义跟干休所要了车。周智夫知道后严厉批评:“我们家从没因私事用过公车,你这样做坏了规矩,以后不能这样子,否则就别来了!”

  “我是农村家庭出身,之前没接触过这么高级别的干部。但我到周老家巡诊时一看,首长家里的摆设这么简朴啊!”张杰军看到,周智夫家里没一件名贵家具、高档电器,上个世纪80年代的折叠饭桌、70年代的沙发、钢管床,60年代的立柜,在北京已经很少见了。

  周智夫有一个陈旧的两开门木质衣柜,这个衣柜跟随了他数十年,里面装的衣物却寥寥可数。

  去年,大儿子周华来家看望,发现父亲没有一条像样的短裤,现有的都穿了很多年,手洗时稍微用点力就能搓烂。他立即给父母各买了3条。即便如此,周智夫还是紧着旧的穿,3条新的始终都没穿过。

  周智夫戎马一生,对军装情有独钟。但凡隆重场合,都会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。一套军装,他穿了30余载,领口都洗得发了白。儿女们多次劝他买一套新的,他都没有同意,“只要军装不影响军容,就没必要破费买新的。”

  勤俭惯了的周智夫还专门制作了《生活备忘录》小册子,记录除伙食外的家庭开销。从小到两块钱的灯泡,大到上千元的电器开支,每一笔都详详细细,从2009年到现在,平均每月开销仅几百元。他说:“我的工资是党给的,留着以后有大用。”

  就是这个“抠门”的周智夫,在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,还挤出钱资助6名亲戚念完中学,在鲐背之年向党交纳12万元大额党费。“周老对物质和功名看得淡,内心世界却很丰富。”姜东军感慨。

  “他是从峥嵘岁月走来、坚守初心、永葆本色的共产党员,那一代老党员对物质无欲无求,更注重追求内心安静平和。”姥爷的勤俭和富有,80后的外孙周洵看得很清楚。虽然生活的年代跨越半个世纪,周洵认为姥爷的精神值得传承:“坚定信仰走完一生,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最浪漫的事情。”

“你们要永远跟党走”

  “爸爸,以你的资格,完全可以再去个函或者打个电话,很快就能把我调到你们身边。”1974年,远在重庆的大女儿周雪文写信给周智夫。

  1968年,周智夫把19岁的大女儿留在重庆工作,和其他4个孩子去了云南。“那时候,我一人在外无依无靠,每到过节特别想爸爸妈妈。”周雪文无法忘记那段孤独凄凉的时光:“我求了父亲几次,还让母亲帮我说好话。”

  可是周智夫心却很“硬”:“毛主席的子女也不在身边啊!领袖带头做表率,我们也要跟着做。到哪工作都一样,只要好好干就行。”

  不仅是大女儿,小儿子周卫民也遭到同等“待遇”:“我当初可以回北京,可父亲不愿意,让我去江苏老家。”

  父母在,不远游。可周智夫却告诉子女有多大本领就飞多远。他的5个子女分别在江西、重庆、江苏、北京4地,两个儿子参军入伍、退役,三个女儿工作分配、插队下乡,身居要职的他有条件帮助安置,但却从不托关系、打招呼。反而告诫子女:“不是爸不管你们,饭要自己吃,路要自己走,这样才有意义。”

  “不留金不留银,只给后代留精神”,是周智夫坚持的家风。儿女们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,都很争气,靠自己的奋斗事业有成。他们也逐渐理解爸爸:“父亲正直,绝不利用权力为家里谋好处。”

  虽然父亲“不近人情”,但儿女们知道,父亲的爱是大爱,细腻深沉。

  周卫华还记得一家人在重庆的时光:“那是1964年,重庆夏天特别热,我们兄妹几个睡在地板上,父亲就搬个板凳坐在我们身边,给我们扇扇子,直到我们睡着。”

  周卫平的夏天则充满冰甜的回忆:“父亲夏天喜欢买西瓜给我们吃,但我从不吃西瓜,父亲就单独给我买3支冰棍,有时候天热冰棍化了,他就再给我2毛钱,让我去买。”

  在相濡以沫的老伴心里,周智夫有责任感、心细、会照顾人。“早些年,老周身边有些朋友家庭不和谐,他去调解。一回到家,他就抓着我的手,认真地看着我说,‘咱俩要好好的,一定要白头到老。’”娄淑珍一脸满足和幸福。

  问起娄淑珍和周智夫一辈子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?娄淑珍的回答简单而让人感动:“每次吃饭,他都会等我一块吃。”娄淑珍细数着日常点滴:“我不爱吃鸡蛋,但老周为保证我营养充足,每次吃鸡蛋都一人一半,他固执地说,‘这一半分给你,你不吃,那我也不吃。’”

  周智夫是苦日子熬过来、“鬼门关”闯过来的人,深知没有党,就没有自己,更不会有全家人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很早之前,他就立下家规: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的恩。

  1989年12月,将满18周岁的孙子周东升过生日,周智夫专门把他叫到跟前,向他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。前几年,周智夫的曾外孙潘怡霖要到国外读书,临行前来道别,周智夫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:“你的根在中国,学成后要报效国家。”孙辈们都说,这是自己最好的成人礼。

  “我们这个大家庭能有今天,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给的,我希望五个儿女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,要用实际行动爱党,爱国,听党的话。”

  “对党知恩报恩,就涌泉相报,向党交党费十二万元人民币。”

  ……

  周智夫的遗嘱寥寥数条,是他坚守一辈子的人生信仰的浓缩:无愧于党、无愧于心、无愧于民。命是党给的,一生交给党。下辈子,还做党的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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